朱物华，中国电子学科与水声工程拓荒者，一生践行教书救国的赤子先生

朱物华是中国电子学科与水声工程领域的拓荒者，一生怀揣赤子之心，将教书与救国紧密结合，作为我国相关学科的先驱，他深耕科研与教育领域，在电子学、水声工程等方向开拓探索，填补诸多技术空白，为我国国防科技与工程教育发展筑牢根基，他以毕生精力践行报国理想，既在科研前沿攻坚克难，又在三尺讲台培育栋梁，是兼具家国情怀与学术担当的学界楷模，为我国相关领域从无到有、从弱到强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。

在中国近现代科技与教育史的长卷里，有一位先生的名字或许不像公众熟知的科学巨匠那样家喻户晓，却牢牢镌刻在中国电子科学、水声工程学科的发展根基上——他是朱自清的胞弟，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（院士），是培养出杨振宁、邓稼先、朱光亚等顶尖科学家的“大师之师”，更是一辈子扎根讲台、把论文写在祖国海防与工业战线上的赤子学者,他就是朱物华。

1902年，朱物华出生于江苏扬州的一个书香家庭，兄长朱自清以散文名篇《背影》《荷塘月色》照亮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天空，而朱物华则选择了一条“科学救国”的道路：1923年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后，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留美名额，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、哈佛大学攻读电机工程与通信工程，仅用4年时间就拿下硕士、博士学位，博士论文《滤波器的瞬流》解决了当时电子通信领域的核心难题，在学界崭露头角，面对美国企业开出的优渥薪资，25岁的朱物华没有丝毫犹豫：“我的祖国需要我，我要回去教书。”1927年，他取道欧洲辗转回国,从此开启了长达70年的教育与科研生涯。

回国之初，国内的工科教育几乎是一张白纸，朱物华先后在中山大学、唐山交通大学、西南联大等校任教，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，他抱着教具跟着学校颠沛流离，在防空洞的油灯下编写讲义，在漏雨的教室里给学生讲电路原理，西南联大时期，他的学生里有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，有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、朱光亚，还有航天工程专家屠守锷——几十年后这些学生回忆起朱先生的课，总说“朱先生的板书写得比教材还清楚，哪怕炮弹在外面炸，他的声音从来没慌过，告诉我们‘学好本事，才能把侵略者赶出去’”，抗战最艰难的阶段，他带着学生深入昆明的工厂、矿山，自行设计组装了国内第一套载波电话终端机，解决了战时西南地区的通信难题,真正把课堂和救国的现实需求绑在了一起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朱物华回到母校上海交通大学任教，1955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，当国家提出要建设强大海防、攻克水声技术这一“卡脖子”领域时，已经54岁的朱物华主动请缨，从零开始拓荒中国的水声工程学科，水声是水下探测、潜艇通信、海防预警的核心技术，当时国外对中国严密封锁，连一本公开的教材都找不到，朱物华带着年轻教师和学生泡在青岛的海面上，坐着小渔船出海做试验，晕船吐得直不起腰就趴在船舷上记数据，冬天海风刮得脸上裂口，他攥着声呐设备的手从来没松过，他主持编写了国内第一套水声工程专业教材，建立了第一个水声实验室，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水声专业人才，攻克了浅海声传播、噪声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技术，为中国的海防安全筑牢了“水下耳朵”，被业内尊称为“中国水声工程之父”。

除了水声领域，朱物华还是中国电子学科、电视技术、信息论研究的先行者：他最早在国内开设电视学课程，翻译了第一批信息论经典著作，带领团队研制出国内第一批晶体管，推动上海交通大学建立了无线电系、自动控制系等一批急需的工科专业，1956年，他作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员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,为新中国电子工业和国防科技的发展画下了关键蓝图。

在学生和同事眼里，朱物华一辈子的生活简单到近乎“刻板”：他在交大的老房子里住了几十年，家具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旧物件，一件中山装洗得发白还在穿，平时吃饭永远是两菜一汤，从不接受特殊待遇；但给学生买资料、给实验室买器材，他从来都是自掏腰包，晚年他听力下降，戴着助听器还坚持给本科生上基础课，80多岁的时候还站在讲台上，板书写得工工整整，下课了还被学生围着问问题，他从来都是耐心解答，从不端院士的架子，他常跟年轻教师说：“教书是良心活，我们教给学生什么，国家未来就有什么。”

1998年，96岁的朱物华在上海逝世，临终前他留下遗言：把自己的积蓄全部捐给学校设立奖学金，遗体捐献给医学研究，不留骨灰，不搞追悼会，他一辈子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，就像他研究的声波一样，沉默地穿透海水，为祖国的海防探路；也像讲台上的粉笔一样，磨尽自己,把知识的光传给一代又一代年轻人。

上海交大的校园里立着朱物华的雕像，每年新生入学都会听他的故事：他是和兄长朱自清一样有着家国风骨的中国人，朱自清以笔为旗，守住民族的精神气节；朱物华以教为业、以研为剑，筑牢国家的科技防线，他的一生，从来没有追求过浮名，却把“爱国、务实、育人”的种子,种在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心里。